分享|中國藝術最後的邊疆也許是紐約

3.20.2019

中國藝術最後的邊疆也許是紐約:當西方藝術市場積極地計畫進入中國時,為何反之卻不是如此?

文/ 詹姆士塔米,2019年3月,Bloomberg

在90年代中期,趙剛如許多畢業於人文藝術的前人一樣,有所保留地在金融產業工作。「我是藝術家,我沒有學習過經濟。」這位生於中國,在荷蘭馬斯垂克學習繪畫,最終在瓦薩學院獲得人文藝術學士學位的藝術家趙剛如此說。

在紐約以藝術家身份創作了幾年後,趙剛為了生計做出了改變。他受僱於56街一間目前已停業的精品投行,並從事併購、收購、與公開募股等業務。在經濟情況許可後,他進入巴德學院工讀藝術創作碩士。

「作為一位藝術家,我總是試著要賣出一些畫作給國際藏家,」趙剛說,「但不多。」2000年初,他回到了中國,而藝術事業開始逐漸成功 。

15年後,趙剛重返紐約,並在位於雀兒喜區的Greene Naftali藝廊舉辦自3月15日至4月19日的個展。

這些年來,國際市場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需求大幅提升。去年九月,趙無極的「Juin-Octobre 1985」在香港蘇富比以6520萬美元售出。而根據UBS香港巴塞爾的藝術市場報告,2018年總體中國藝術市場更是佔據了全球市場的19%。

即便如此,趙剛那些描繪「腐敗宮廷、社會頹廢、娛樂場景、政治宣傳與風景」的豐富人物畫作仍是在紐約開啟了一個不明確的市場。

趙剛2018年作品Ménage à trois攝影: Elisabeth Bernstein,版權由藝術家與紐約Greene Naftali所有

「中國當代藝術居乎都由中國藏家收藏,」任職精日傳媒、同為艾未未作品藏家的賴瑞華許說,「西方藏家大多是10至15年前購藏的,他們那時認為中國藝術應該會爆炸性的如日中天。」

「也的確如此,」華許說,「很多人購藏了好的作品,但我不相信他們是真的在紐約收藏作品。美術館與國際藏家的確會想要中國藝術,但大多的銷售還是在中國。」

不平等的交換

 藝術經紀們會這樣說:90年代後,許多的中國藝術家都在國際上獲得了成功。2016年,崔如琢的一件作品由香港保利以396萬美元賣出;曾梵志2001年的畫作「The Last Supper」由香港蘇富比在2013年以233萬美元賣出;艾未未的12生肖頭像在2015年由倫敦富藝斯以45萬美元售出。

但即使西方畫廊如此踴躍地想進入這個豐腴的中國市場—近來,卓納畫廊、豪斯沃夫、厲為閣、高古軒,都如佩斯一樣在中國與香港設立了據點—但這是一個不平等的交換。

趙剛2018年作品High Tea攝影: Elisabeth Bernstein,版權由藝術家與紐約Greene Naftali所有

「要知道兩者的歷史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,」任職於設點北京與紐約、專攻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前波畫廊歷史研究員與顧問約翰譚卡克說,「中國對西方開放的時候,經濟迅速起飛,一些藝術家的創作開始大量的被西方藏家看見。」

「而今日,」譚卡克繼續說道,「已經不如以往,對於中國早已沒有那種因未知而有的興趣。」

艾未未則是一個顯著的例外;作品在拍賣會上都能達到超過50萬美元的劉野最近由卓納畫廊代理;張洹,曾以9張攝影組成的家庭樹作品(8版次)在2014年香港佳士得達到6.4萬美元,由佩斯代理;其他一些的藝術家也有國際藏家的基本盤。

但這些藝術家的出頭都是在90年代,超過20年之前。起碼在美國,後起的藝術家們便都不如他們成功。「某種程度上這和日本當代藝術的情況一樣,」譚卡克說,「某些藝術家成為了國際寵兒—但就只有那一些。」

友善的市場

不過對於在Greene Naftali將作品定價為3.4萬至7.6萬美元的趙剛,他的作品是有可能受到歡迎的。

譚卡克引述了兩位前波畫廊最近被成功帶進美國的中國藝術家—塔可與嚴善錞。更重要的是,趙剛並非毫無名氣。他早已因2016年在Tilton Gallery所舉辦的展覽而在紐約擁有藏家。與其他同儕不同的是,他在此已有基礎。

「他有國際藝術家所有該有的,」Greene Naftali的共同創辦人卡蘿格林說,並提及了趙剛在荷蘭與紐約所受的藝術教育、他與呂克圖伊曼斯的相似、以及他的美學,「趙剛的作品闡述歷史,但也與當代社會議題相關。他正破壞傳統地繪畫。」

在為畫廊挑選藝術家的時候,「我注重的是作品的再現是否能與國際對話。」卡蘿說,「對我來說,能找到一位有淺力製造這種交織的中國藝術家是令人無比興奮的。」

趙剛並不擔心。「我覺得我很好,」他說,「起初,人們不太能了解我的藝術。而現在,正如我意的轉變。」